摘抄整理（18.04.08）
（以下内容摘录自《解码生命》，克雷格·文特尔著）
本杰明·弗兰克林曾说过：“自传通常只是作者回忆录，它不会提供任何不利于作者的信息。”乔治·奥维尔也认为如果写自传的人一味美言自己，那他很可能是在撒谎。所以他说：“自传只有在它反映作者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时才是可信的。”山姆·戈尔德温更是语出惊人：“我认为任何人至死都不应该写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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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包括我本人在内），尽管人类具有各种崇高的品质，但是，在他的躯体内仍然保留着他出身低微的永不磨灭的烙印。 ——查尔斯·达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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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战争既厌烦又恶心。它的荣耀全是鬼话……战争就是地狱。 ——威廉·T·谢尔曼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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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附近不断地遭受到炮轰，就在我已做好心理准备，我要用我的M16避免成为5万多名年轻殉难者之一时，我再也不用执行这样的任务了。相反，我和每一个能用得上的人一起处理伤员。春节攻势改变了美国公众对战争的态度，也改变了我。关于治疗类选法的常识，我比任何一个20岁的年轻人应该知道的还要多，我学会了把那些你能救治的伤员和那些你不能救治的伤员分开处理，后者我只能在他们死去时帮他们减轻点痛苦。我不是在生命大学学习，而是在死亡大学学习，死亡是一名强悍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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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到如果我对死亡和毁灭说再见的话，那么我也就对一个医生所关切的和我知道自己只有经过10年多的平民生活中紧张学习和训练才能恢复的那种医疗水平说再见了。我可能再也无法达到那种水平了，谁都知道我的受教育程度低，我连最基本的单词都拼不出，因此首先被送到越南。我还要向不确定的人生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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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时我快迷失方向了，这时一群共和党的权贵们边喝酒抽烟边讨论要是杀死几个共产党和亚洲人的自豪感。对于他们来说，越共的顽强抵抗使我们更有理由杀死男人、女人和孩子，更容易做一些荒唐的事，比如把死水牛扔到井里使井水有毒性。关于无数死伤人员，我想大声呼吁，告诉他们上千名已致残或伤痕累累或已死的年轻人其实什么都没得到——除了向我们的敌人证明我们更愿意牺牲我们的青春。我离开了这个晚餐讨论，我借口说我有点飞机时差反应，所以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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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一辆新摩托和一个妻子返回了密尔布，可是这两样没有一样特别受父母的欢迎。不过我现在的心理素质比刚从越南回来时好多了。我要试图理解在岘港看见的事情，而返回学校上学是最难迈出的一步。为了发现生命，我渴望开始我的教育，即使是从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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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心跳加快、呼吸加深、血糖增加和肾上腺素分泌——是不同的并且看起来互不相关。在考虑了大量的这些变化后的一个不眠之夜，一个念头划过我的脑海，如果把它们认为是身体为最大努力地去战斗和搏斗做准备的话，它们就是一个很好的整体反应。 ——沃尔特·布拉德福·坎农，《一个研究员的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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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超过一万人参加了游行。我是带头人，后面跟着一副象征性的棺材。 由于肾上腺素激增，那天的事件除了一个细节外就是一个污点。一辆白色有篷货车一直慢慢地跟着我们。它的滑行门开着，里面的人不断地给我和其他学生领袖照相，我以为是新闻工作者，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警察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游行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了。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导致了一场历史上美国全体学生总罢课。其中4万人抗议，900多所美国高校停课。在整个骚乱、催泪瓦斯弹和棒棍中，有一个抗议形象仍然清晰地停留在我脑海里：那是一张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新闻照片，上面有个学生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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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米勒建议用鸟作为试验品。鸟是没有任何尿酸氧化酶的——所以鸟的粪便是白色（这就是尿酸）的。根据我的酶反应堆的大小，可以处理整个循环系统的鸟只能是一只很大的鸟。事实上，依据主治兽医所说，我需要一只重量在26～36千克的鸟。他知道附近农场可以帮我提供这样大小的一只火鸡，不过他还警告我说这只鸡相对较老，可能不可靠。结果发现这是一个保守陈述。 那只34千克的火鸡用卡车运来了，虽然它行动困难，翅膀庞大但它还是不停挣扎，引起一阵骚动。只有足够大的心脏血管实验室外科室可以进行这项工作。我们把两张手术桌摆在一起，架起我们的设备，用绳子系住火鸡的脖子，把它哄出笼子。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实验对象看起来更大更难驾驭了，但是一旦这只大鸟被固定住后——这项工作用了4名技术员——我就设法从它身上取了一些血液样本去测试它的尿酸值。 兽医不确定该推荐什么麻醉剂，建议我们试试戊巴比妥，一种巴比妥酸盐，每磅体重使用和狗一样的剂量。我给那只仍受制的鸟注入了合适的剂量。然后兽医又告诉我，他想起了有关火鸡生理功能的一些东西：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戊巴比妥。正好在这时，这只鸟好像也同意他的说法，它转动它的头，险恶地看着我。兽医要求我耐心等待，但是几分钟后，没有变化，我就重复注入了一定剂量。大鸟松弛了一些，但是没有睡意——一点不像我想要的一只昏昏欲睡的34千克重的火鸡的样子。我们决定加双倍剂量，也许大鸟现在看起来有点晕了。我注射了3倍多的剂量，最后，大鸟不省鸟事了。
正当我再次放松时，火鸡醒来了，它试图鼓翼而飞，桌子、酶反应堆、静脉注射瓶和人们都跟着跳起来。主技术师的忍耐已经到达了极点，他给那只翻跳得挺欢的火鸡注射了整瓶麻药。他问试验是否能结束了，我同意了；试验很明显失败了。即使尿酸值已迅速下降，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一个人再想证实这一事实。
在那只大鸟到达之前，很多争论是关于实验后怎么处理这只大鸟。多数人的意见是我们应该在海滩开的毕业生晚会上把它烤了。那只曾经是我们尊贵客人的34千克重的死鸟现在出现问题了。我们以前没有考虑怎样给它褪毛，一只那样大的火鸡得煮半天时间。兽医带着忏悔和一个计划走上前来，原来他和他的同学们曾经因为学会了怎样用高压灭菌器烹饪大型动物才得以在兽医学校幸存下来：在这个美其名曰为压力锅的容器里煮了一段时间后，火鸡就很容易去毛了，然后拿去烧烤，在炉子上烧得焦黄。我很奇怪他如何精确地预先就知道用高压锅煮火鸡冒气后加压的时间。至今我也不知道呢。
当100多人都聚集在火鸡和啤酒周围时，我是这时候的主角。我不能吃自己失败的试验品，仔细看了看学生们想从他们当中找到带睡意的，但是我好像是唯一感到疲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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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普曼在他的《一个生物化学家的遐想》一书中，描述了一项研究结果是怎样成为下一项研究的脚踏石的。在卡普兰描述他怎样把利普曼当做他的科学之父，而把奥图·迈耶霍夫当做他的科学曾祖父时，他旷达宁静，但是也有点激动。奥图·迈耶霍夫是德国人，1922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是一种基本新陈代谢的发现者——尤其是承担能量分子作用的三磷腺苷。卡普兰突然停下说我实质上是他的儿子，但是他明确表示这只是他的感觉。我愿意接受他作我的科学领域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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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常客是威廉·麦克伊劳，大学校长，他以研究出萤火虫发光的生物化学成分而出名，他对我小里小气地使用小酒杯感到很吃惊，教我“像生物化学家那样猛灌”。他把苏格兰威士忌的瓶子倒立在一个大杯子里，然后慢慢数到三，这个仪式在一个晚会上他可以重复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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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载说，一个怀抱大志的年轻人问法拉第他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科学家的秘诀是什么，法拉第回答道：“秘诀有三个——工作、完成、发表。” ——J·H·格莱斯顿，《迈克·法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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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我们的私人生活出现裂痕时，我在布法罗的职业生涯开始的第一天也简直糟透了。我到学院的那天早上，就被邀请参加彼特·吉斯纳的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他是系里资格较老的教授，我想他不过是想在从西海岸来的新同事面前炫耀他的学生。问题是我刚从一个治学严谨、爱挑剔的、不讲私情的大学氛围中来到这里，在那里任何傻瓜都不能愉快地混下去，你很快就学会无须私下去对别人品头评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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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因为一个女学生论文的浅薄、专业领域的无知和科学想象的贫乏而抨击她时，却没有想到我也不经意地攻击了她的导师和系里一位老资格。因为我在拉荷亚是一个做事主动的人，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研究生会不做他自己的工作而是扩展他的导师的工作。我也不知道在大学的文化中，学术有一个潜规则：“如果你让我的学生通过答辩，我就让你的学生通过。”我肯定给我的新同事留下了深刻印象，留着长发，扎着马尾辫，凌乱的胡须，一条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涤纶喇叭裤，使我更增添了生气。怪不得我在布法罗剩下的那段时间中，我的那些著名的教授同事都没有向我这个暴发户科学家咨询有关他自己学生的品质的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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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布法罗，我计划在父亲节那天给他打电话，但是1981年6月10日的清早，妈妈打电话告诉我说父亲已经在睡眠中去世了。他只有59岁；他的医生诊断说是突发心脏病死亡。克莱尔和我第二天乘飞机回去安慰我母亲，并且安排父亲的后事。我们把他的遗体葬在旧金山要塞的军事墓地里，因为父亲觉得宗教带来的损害比好处多，我母亲拒绝在他的墓碑上有任何宗教符号，只让它矗立在十字架和星星中间。我哭了，因为他的逝去对我和我的家庭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转变。我感到高兴，我父亲至少活着时看到了我的成功，而且对我来说，也与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越南已经教会我生命是有限的，而我的父亲的早逝又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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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他有这么多的显著纪录，桑格是双诺贝尔奖获得者就不足为奇了（第一次诺贝尔奖，是由于1958年他对于蛋白质结构的工作，当时他拆开了大约50个组成胰岛素分子的氨基酸），尽管他的学术影响巨大，得到同行的敬重，但是桑格是一个安静的、谦虚的、不招摇的人。他说：“我没有多少学术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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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知道在一个陷入困境的领域里，是不可能启动任何东西的。在实验室政治中，科学和数据只能位居第二，次于人格、骄傲和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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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询问起我的科学师承，我告诉他我怎样跟着生物化学家内森·卡普兰受训，“这就可以解释一切了，”吉姆说，“你是一个生物化学家。” 甚至今天，一想起我是如何误解这个评论我就发笑。我当时就以其字面意义上把它当做对我的恭维，因为我自己对于我的训练很自豪，它延续了四代生物化学家，只是后来我才知道沃森对生物化学家并不十分尊敬。几年后，在一个国家卫生研究院组织的庆祝我们的人类基因组序列的座谈会上，我开玩笑说我很愿意回首过去的好日子，那时最坏的事情莫过沃森曾叫我“生物化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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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库克迪根回忆说，测序政治是“多么的强烈，因为在分子生物学家中，对于大规模的测序，有相当多的反对者，甚至对于典型有机体，比如酵母、线虫和果蝇的测序也一样。当开始为人类DNA测序时，这些反对甚至更强烈……关于理想的测序方法和最好的策略也有相当多的争执……这些激烈的反对迫使沃森减少了他当初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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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后在5月22日凌晨两点钟到达百慕大，这已是出发后第8天，共行程1500千米。我的两名船员直奔飞机场，我给克莱尔打电话，她那时确信我已经丧生了。就在我感到最兴奋、感到生存有望的时候，她已经核查了保险金条例（我把另一条船命名为百慕大快感号纪念我的这种感觉）。克莱尔第二天来看我，但是我没有陪她多久，我连续睡了两天。那时我并不知道，百慕大之旅将标志一场战斗的开始，这是一场更漫长、更艰辛、更有意义的生存之战，在这场战争里，我的科学、我的婚姻和我的名誉几乎处于危如累卵态势。当我完成了人类基因组的测序这段航行时，我同样感到难以置信地高兴，那种震撼人心的喜悦与11年前去百慕大时感受到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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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沉闷的相遇几年后，几乎每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接着申请由自己的中心来做基因组测序工作。那天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似乎为一个目的所联合，现在想来这个目的就是：在他们做之前，阻止任何其他人得到任何钱。询问列表很清楚表明，委员会认为技术尚不成熟，基因图谱不够，我们没有计划一个新方法。当托马斯·卡斯基正准备飞回得克萨斯时，他告诉我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感到羞辱的一次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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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甚至直到今天，我仍相信成功是感动那些批评家的最好策略：好的数据将最终战胜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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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最终取决于世界实际上是怎样工作的，而不是取决于当前的权威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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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进步所依赖的因素，按先后顺序可能是这几个：新技术，新发现，新思想。 ——悉尼·伯伦纳，2002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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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界，荣誉属于使全世界信服的人，而不属于首先有这种想法的人。那些播下种子，收获它，研磨它并让全世界受益的人比那些止步于灵光一闪的人更有价值。 ——弗朗西斯·达尔文爵士，第一次优生学会高尔顿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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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很沮丧是过于轻描淡写了。我对沃森很生气，因为他没有履行自己最初的诺言，也因为他让我经历了一个拖延了几年的评审过程，而我实在讨厌这个评审过程。我感到评审的最高议程不是科学，而是对金钱的支配。我知道我已经有了一个能改变基因组科学的突破性的方法了，我也知道我正在浪费时间、能量和情感与一群没有兴趣让我这样一个局外人分析人类基因组的家伙们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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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勒拜访了我的实验室，在我反对任何专利申请这件事上逼我。原因很简单，我告诉他，我们想让每个人能够利用我们的新方法和我们新发现的基因，并以不受阻的方式推动我们的研究。但是当然，这并不简单。就像许多科学家一样，我把秘密和专利等同起来，主要因为专利代理人的最初的所作所为确实延误了科学发现的公共推广。但是我现在懂得了一项专利就是政府与发明家之间成交的协议，它实际上是设计出来做相反的事：使信息可被更普遍利用，同时也给予发明家商业发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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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证会上，我不仅描述了EST方法和由此产生的人类基因发现的快速发展，而且表达了我对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专利成就的关心，这个问题我很高兴把它公开。许多人被这个信息惊呆了，房间里一片寂静，然后沃森突然大叫道申请这样的专利是“彻底的精神病”，还说“事实上，任何猴子”都会用EST方法，他对此感到“恐惧”。杜克大学的与会者库克·迪根描述了整个事件，“沃森正在埋伏等待着，用大炮瞄准。”那时，库克·迪根是沃森的助手，他后来告诉我沃森已经在听证会开始前就作了准备。 我当然被他的反应惊呆了，因为沃森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了专利这件事，作为基因组中心的领导人他有许多机会正式地发表看法。一个旁观者描绘了我的震惊反应：“你可以看见匕首插进去——杀了他。”没有经过可能缓解或甚至防止冲突的非正式沟通，沃森选择了在媒体和两名参议员面前哗众取宠，针对该项专利的申请强烈谴责我，作为一个诋毁他已经感到的对其预算的威胁的手段，甚至沃森后来也承认他对我太苛刻了。 沃森说的对，我是一个灵长类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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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期，拜访我的实验室的一个高级政府官员告诉我：“年轻人，你明显做得不错啊。”他没有说我是精通科学之人，所以我问他为什么我的成功如此明显：“这是华盛顿，我们通过他们敌人的质量来评价人，年轻人，你有一些最好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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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确定了一个策略，我们就开始测序得病率最高的亚洲主要种族，孟加拉1975，而俄罗斯将测序一个次要的种族，所有的活动都将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监督下进行。 按协议上所要求的，我们的计划中涉及了一个国际小组，包括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科学家们，以及从我实验室来的专业测序技术师特里·厄特拜赫。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除了我们的俄罗斯科学家，一个和蔼可亲的爱好喝酒的人。我到实验室经常发现尼古拉在长椅下睡着了，旁边放着空伏特酒瓶。起初我被告知尽力而为，因为大惊小怪可能会引起一个外交事件。但是他饮酒达到了必须送医院的地步，并且连续三天不醒来。后来他被送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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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娜描绘了奇怪但是熟悉的科学家们的画面，他们怨恨打破了他们的生活安逸的突破，好像他们是15世纪的抄写员，抱怨古滕堡新研制的印刷方法：“他通过一条通常不能识别功能的捷径从人类基因上拽出了新基因片段。批评家们说艰难的工作在于计算出一个基因的整个结构，并且测定它在人体内的作用。”但是她很好地描述了科学，而且使我感到轻松的是，她清楚地表明多数有争议的专利不是我的主意而是国家卫生研究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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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我成功的秘密吧，我的力量完全来自于我的坚忍不拔的毅力。 ——路易斯·巴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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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位批评者约翰·萨尔斯顿指责我想利用它名利双收：“以他的科学工作获得同行的承认和赞誉，同时又迎合了他的商业伙伴的保密需要，从而从中渔利。”我请求宽恕，因为基于最后一点人性，我犯下了最为可憎的罪行：既拥有蛋糕又想吃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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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游泳的人才知道河流的力量。 ——伍德罗·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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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个同行吸引了主流媒体的注意力，科学家们感到有一点痛苦和愤恨的话，那么他们最不能原谅的就是当一个对手也挣了钱。像多数人们的努力一样，科学很大程度上是被嫉妒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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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法律顾问史蒂夫·派克以及几个TIGR的科学家一起走进了黑暗、浅褐色的会议室，当我看见在我们面前聚集着史克和HGS各个级别的人物时，我吓了一跳，大约总共有25个，还有超过一打的律师。经过四天的紧张详细的争论后，我终于领会到一个数百万美元的离婚协议是怎样流产的了，因为双方都在谁拥有银相框或者为什么购买房子或者谁将得到毛巾架之类事情上互不让步。在争议中，最后的关键点在于那份二级数据，这份174页的手稿的上面显示什么器官、组织或细胞系是被用来做EST分析的。在“骨”这个类下，是五个子类：骨髓、软骨肉瘤、胎儿骨、骨肉瘤和破骨细胞。破骨细胞会腐蚀骨头，这成为激烈争论的主题。 破骨细胞被认为在骨质疏松症中发挥作用，病症以骨头变软、脆弱为特征，这种病折磨了50%的65岁以上的高加索和亚洲妇女。我们从破骨细胞的cDNA文库中分离出几个新的蛋白酶基因，史克在黑塞尔廷和HGS的支持下坚持排除表格中的以“O”开头的单词，然后用无特征的“骨头”替换它。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史克为了发展治疗骨质疏松症的抑制剂已经专心细读了蛋白酶。连续4个小时，我们认真考虑了这根特别的骨头；到了激动的第4天，我们开始互相大声争吵起来了。我希望我的论文能发表出来，更重要的是，我想逃离这些愚蠢行为和苦恼之争，所以我屈服了，然后我离开了。我认为没有一个读者注意到基因组指南中第18页的表格2中的单词“骨头”。但是我注意到了，我的同事们也注意到了。这次妥协没有使我们感到自豪，但是至少我们现在可以继续在《自然》上发表我们的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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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最终都不能让大家明白你的研究成果，那么你所作的工作就是没有价值的。 ——欧文·薛定谔，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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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有了第一个活物种的基因组，但是有意思的事才刚开始。我叙述了我们曾怎样使用这个基因组去探究该细菌的生活规律，以及它是怎样导致脑膜炎和其他传染病的。作为这一重大事件的补充说明。事实上我们已经测序了第二个基因组来确信我们的方法有效，它是生殖支原体，已知的最小的基因组。当我的演讲结束时，全场观众一致起立给我长时间的诚挚的鼓掌。我几乎被掌声淹没了，因为它是这样地突如其来，让我意想不到，我之前从来没有在科学会议上看到过这样的自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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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HGS数千专利申请变成现实一样，缪尔曼在离开HGS成为塞雷拉专利律师后还会继续这类专利申请，专利申请的真正价值就是让专利律师自己挣钱。这种极具侵犯性的专利策略的唯一可见社会效应就是它在科学界引起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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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谁像我一样沉醉于自己的研究领域那他就是受到了恶毒的诅咒。 ——查尔斯·达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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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正向一座没有被征服的山峰攀登时，你看见另一队登山者们在一条平行小路径向上攀缘，你会说什么？在做科学研究时，你可以建议一起工作——合作看起来比竞争更具有创造力——但是在DNA这件事上，看起来绝无可能。 ——莫里斯·威尔金斯，《双螺旋的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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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激动过后，我的科学直觉告诉我它认为这项计划不可行，然后它加了一句，“但是如果你要去尝试，那么我要和你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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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托尼·怀特，董事局是令人愉快的一群人。许多人私下告诉我如果他们花钱所完成的是比公众提前得到的人类基因组序列，那么他们就相信每股有几美分的风险是值得的。董事局赞成开办基因组公司，我将担任领导。我害怕接下来的冷静的财政盘问，我就走出来了，我感到这项计划比我长期以来所有的都好。这段温暖模糊的激情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当我私下与托尼·怀特见面时，他实际上说，他没有买进或者理解这个科学废物：他需要一个胜者，而且“很明显你就是一个赢家”。至少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不喜欢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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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被指控在TIGR发展狂热追随者，如果那是指我曾经劝我的小组成员不要老盯着工资本，让他们相信自己的使命，让他们勇于承担一次科学圣战的话，那么我承认我的罪行。但是现在，当我正开始一场新的更大的圣战，独自测序人类基因组时，我没有带走所有的人。克莱尔不是唯一感到被抛弃的，我相信我理解其中包含的复杂感情。但是我仍然不能理解的是，被抛弃的感情是怎样转变成敌意的，敌意来自我一些最亲密的朋友们和同事们以及我曾雇用过、鼓励过和支持过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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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会议的40来人中，只有坐在U形桌子边的几个人——我们没有几个朋友——在我们出现时和我们打招呼。浏览一遍我们周围的脸庞，我们感到我们已走进一个葬礼队伍和行私刑的暴民之间。他们毫不掩饰他们的强烈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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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个红头发的很眼熟的家伙发出了一声大叫，“但是，克雷格，你已经完全误用了兰德沃特曼模型，我当然知道了，我就是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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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罗宾回忆说，“我不知道我是否该抽他一顿或是别的什么，但是我马上说，‘太好了，任何想帮助完成果蝇研究的人都是我的朋友，只要你将把所有的数据放进基因银行。’”因为期待他的回答，所以我许诺基因组一被测序和分析，我们就发表它。格里的肯定答复令人喜悦，并且他解释说如果他拒绝我，让我改为测序蠕虫，那么辛苦研究果蝇遗传学的“飞行团队”将会一枪毙了他。他还说，他希望弗朗西斯不会切断他的资助，以便他能完成补充工作。这个请求是明智的，因为弗朗西斯那时看起来有点苍白。他温顺地说，这可能是切实可行的，但是他必须搞清楚格里想的是什么。格里和我热情地握手。我发动了我科学生涯中最好的合作项目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我们三个人走回房间，在迈克完成了他的陈述后，我们告知大家测试项目将是什么。沃特斯顿和兰德问了几个问题，但是大部分问题充满敌意。就像一个深涉其间的人回忆的“每个人都像无头鸡一样乱跑”。“吉姆正在连呼犯规，弗朗西斯中风了。”还有人“低声咕哝格里正与魔鬼合作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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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和我一离开，沃森就加入了人群，沃森拒绝和我们待在相同的房间，他被那个老鼠提议激怒了。正如他所说的，“保守地说，这种提议方式非常无礼。”沃森已经明显地把我比作希特勒（“克雷格想拥有人类基因组，就像希特勒想拥有世界”），而且，那天早饭时，他叫出弗朗西斯，问他是要成为温斯顿·丘吉尔还是内维尔·张伯伦；后来在与格里·罗宾的谈话中，他说：“我知道果蝇要变成波兰了。”我被安排在冷泉港会议上发表一篇主要演说，但是就算没听懂沃森所说的话的意思，这天受的刁难和恶意也已经足够了，所以我离开会场去了罗克维尔。 那天晚上，我的对手们开始出现内讧。较小的测序实验室的成员们被踢出随后的紧急会议，会议实际上由沃特斯顿和兰德一类经营的基因组的人所主持。正是埃里克为公共计划出了大力，才使得他们和我们在同一时间得到序列草图，虽然它存在许多不足，被像梅纳德·奥尔森这样的纯化论者们所诅咒的。在科林斯看来，尽管他发现与我合作是非常不愉快的，但是他至少表面上好像认真地采取了我的提议，或者他顾虑国会将因为他拒绝一份公私合作关系而攻击他，因为这份合作可以节省纳税人数以亿计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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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个在公共计划中的人都被激怒了。萨尔斯顿评论那天晚上，他怎样在座谈会部分参与者们脸上看到了微笑，这些人没有涉足大规模的测序，当他们看见基因组实验室的成员们面无表情地挤在角落里……他们对这些高额资助的人类序列小团队的尴尬处境多少有些幸灾乐祸。28 刚刚从会议回来之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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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选择他的敌人时要特别仔细。 ——奥斯卡·王尔德，《道利·格雷的肖像》
只有圣洁的头脑才能为了一个实验结果监视隔壁实验室与他们竞赛的某些人，并且丝毫不会心烦意乱。 ——詹姆斯·沃森，《倾情DNA：基因，基因组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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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的攻击者来说，不让他们看见你的畏缩和不安，可能比咆哮着回击他们更好（尽管后者可能十分让你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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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的基本方面最后应该是格外简单的，这个信念支撑着我们的希望，即毕竟自然可能是完全可接近的。她被过分宣传的神秘莫测再一次被发现是由于我们的无知而引起的错觉。这是令人鼓舞的，因为如果我们生存的世界像我们的一些朋友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复杂，我们可能会相当失望，因为生物学将永远也不能成为一门精确科学。 ——托马斯·亨特·摩根，《遗传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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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在这个星球的所有生物中我选择了果蝇，就好像也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直接测序人类基因组。事实是我需要一个测试平台；我需要进行概念验证。在我花费近一亿美元用我未经试验的方法测序人类基因组之前，我需要某些安心尺度。而每个生物学家都知道，在这个小飞虫上开展的研究曾扩大了生物学尤其是遗传学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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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安慰自己准备了这样的冷敷：如果我们失败了，至少是很快地在果蝇这个项目上失败的，这比拖到人类基因组时失败还是要好点。但是事实是如果完全的失败都会是生物学最为壮观的灾难。现在格里也已经把他的名声拴在了这条线上，我们所有塞雷拉的人员都不会让他倒下的。在该项计划后期，我要马克·亚当斯领导这一计划，因为格里在伯克利有一个一流的团队，所以合作进行得很顺利。 如同我们在所有的基因组计划中所做的一样，我们开始认真考虑我们要排序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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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计划要求在6个月内完成果蝇基因组测序，即在1999年的4月，以便我们准备好对人类基因组发起进攻。我很难想象再有什么更为理想和公开的方法去证明我们的新策略是奏效的了。我为安慰自己准备了这样的冷敷：如果我们失败了，至少是很快地在果蝇这个项目上失败的，这比拖到人类基因组时失败还是要好点。但是事实是如果完全的失败都会是生物学最为壮观的灾难。现在格里也已经把他的名声拴在了这条线上，我们所有塞雷拉的人员都不会让他倒下的。在该项计划后期，我要马克·亚当斯领导这一计划，因为格里在伯克利有一个一流的团队，所以合作进行得很顺利。 如同我们在所有的基因组计划中所做的一样，我们开始认真考虑我们要排序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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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事件中我都坚持一个想法：我们所做的一定要成功。有一千个理由我们会也应该失败，但是对我来说失败是绝不可能让我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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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纯粹的科学发现的刺激让每个人都极度兴奋，会议变得更加有趣了。我们正在提供对一个新世界的第一次观察，划时代的一瞥大大地超过了每一个人的想象。讨论我们想要的和理解所有这一切的意义的时间很快就不够了。马克举办了一个晚宴，但是它没能持续多长时间，因为每个人都很快地又溜回了实验室。午餐和晚餐很快就都在满是果蝇数据的电脑屏幕前解决。长期寻找的受体家族基因第一次被发现，同时还有令人吃惊的大分量的人类疾病基因的果蝇匹配物。每一次发现都伴随着相互击掌、口哨和惊叹声。令人惊讶的是，一对情侣竟然找到时间订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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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一想到被抢先报道的前景，第一反应就是既绝望又希望，希望你的对手“某人”死去。你可能会考虑要放弃，但是这可能会让你没有任何明确的东西显示这几年的辛劳结果……所以很难不考虑重新尝试用你的对手相同的方法去和他竞争。虽然你现在落后，但是只要稍微比他聪明点你就可能赶上他。然后你的对手可能会彻底气疯了。 ——詹姆斯·沃森，《倾情DNA：基因、基因组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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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的一位编辑打电话问我成为美国经济最强大的人物之一有什么感受。“更穷了”就是我的答案。我正要成为第一名生物技术亿万富翁时，我的股票暴跌了，开始几个小时就直线下跌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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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还有动物）的长河中，那些学会合作和随机应变的人（或动物）最流行。 ——查尔斯·达尔文
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某种重复劳动可能是唯一达到目的的途径。没有两个人会确切地走相同的路，如果你有钱并且想行动得快一点的话，那么把你所有的努力都放在一个人的直觉上是不合逻辑的。 ——詹姆斯·沃森，《倾情DNA：基因、基因组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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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两个世纪之前，在这个大厅，这层楼，托马斯·杰斐逊和一个可以信任的助手传播了一张壮丽的地图——一张杰斐逊曾长时间祈祷，在他的有生之年会看到的地图。那个助手就是梅里韦瑟·刘易斯，地图是他勇敢地探险美国边境，一直到太平洋的产物。这张地图确定了轮廓线，永远地扩大了我们的大陆以及我们想象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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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年前，作为一个年轻人在越南的医疗队服役时，我直接感受到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脆弱。那些经历激发了我对我们体内无数的细胞是怎样互相作用从而创造和维持生命的研究的兴趣。当我直接目击了一些人经受了他们身体遭受的破坏性的伤残而活下来，而另一些人放弃了对非致命外伤的治疗而死去之后，我意识到人的精神至少和我们的生理机能一样重要。我们清楚人类的总数比我们基因的总数多得多，就好像我们的社会比我们个人的总数大得多一样。在我们的基因里，我们的生理机能建立在复杂、表面上有无数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就像在社会的环境里，我们的文化建立在我们的互相作用之中一样。在解读20多个物种的DNA密码时，从病毒到细菌到植物再到昆虫，现在是人类，我的同事和我最好的一个发现是在进化过程中，我们都与遗传密码的共性有联系。当生命简化到它的最本质之处，我们发现我们与地球上的每个物种都有许多共同的基因，我们并非如此地与众不同。你可能会惊奇地发现你的序列比90%蛋白质相同的其他动物的序列大一些。我相信我们提供给世界的基本知识将对人类环境、疾病的治疗以及生物连续性中我们对于我们的处境的看法有深远的影响。基因组序列描绘了科学和医学的一个新起点，它对每一种疾病有潜在影响。拿癌症来说，在美国每天几乎有2000人死于癌症。你们今天早上已经听到的科林斯博士和我所描述的基因组工作和将要开展的研究都是被这个信息所催化，鉴于此，在我们有生之年，有可能减少癌症死亡数目到零。新的治疗方法的发展需要在基础研究上继续加大公共投资，也需要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把新发现转化为新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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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对我说测序人类基因组将有损人性，因为把生命的奥秘暴露无遗。诗人们也争论说基因组测序把世界简化成杀菌与还原，这将剥夺他们的灵感。殊不知事实恰恰相反，组成我们的遗传密码的无生命的化学物质是多么复杂和奇妙，它们将引发人类精神不可估量地升华，这应该可以使诗人和哲学家们感动数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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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感谢我，因为我的“那些不同寻常的陈述”，以及“当我们把这一切都完成时，我们将能活到150岁，那时，年轻人仍然能相爱，老年人仍将可以争吵一些50年前就该解决的事——我们有时候都将做愚蠢的事，我们都将看见高贵的人类难以置信的能力。这是伟大的一天。”它确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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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科学家应该没有愿望，没有感情——仅仅有一颗石头心。 ——查尔斯·达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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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后一招棋，兰德和科林斯威胁说，如果不拒绝我的文章，那么他们就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他们自己的基因组文章，而是把文章投向了它的对手《自然》。也许他们已经忘记了沃森是怎样告诉《自然》杂志，当他1994年阻止我发表我的人类基因组说明性文章时，美国基因组科学家没有一个会再在《自然》上发文章了。这件事再次说明，为了正当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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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因总数做较大估计的失误基于简单的假设，人们假设基因是均匀分布于基因组上的，这个假设最后证明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有一些区域（我们称之为沙漠）包含数百万的遗传密码碱基对，但是包含的基因很少甚至没有，比如13和18号染色体，还有X染色体。相比较而言，一些区域或染色体基因密集地聚集在一起，比如19号染色体。对我来说，这个分布令人着迷，我马上提出问题，关于人类的进化到底是什么。比较果蝇的密码可以给出强烈暗示。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我们和果蝇共享一大套基因，而我们不共享的关于6亿年进化的基因很有意义。这些基因，包括与后天免疫力，细胞内和细胞间的信号传导途径，尤其是中枢神经系统有关的基因数目的迅速增长使我们成为唯一的人类。这类增长发生在我们染色体的基因密集的区域多于其他区域，尤其是通过复制一个给定范畴的基因。比方说，与细胞间沟通有联系的基因一再复制，能够在这些基因丰富的区域发生突变并且进化出新的功能。沙漠易于连接到更古老的区域和我们密码的功能，后者与维持生命的基本过程有联系。 看见发表于《科学》上的文章得以出版，这给了我所经历的最强烈的满足感。尽管有激烈的战斗，荒谬的言行，鸡毛蒜皮的挑剔和不断的埋怨，以及我们做的事是毫无希望的、不可能的和不能实行的预言，但是我们已经成功了。这是一个万分甜美的时刻：我已成功地测序了人类基因组，不是在15年内，而是在9个月内，由最棒的一个科学小组创造了历史。任何回报、奖品和赞扬都不可以代替这种美妙的感觉。 很明显，当我们在《科学》杂志上按计划发表我们的成果文章时，公共计划采取威胁政策联合抵制《科学》杂志，他们开始只在英国杂志《自然》上发表文章。这对我是好的，因为我们现在将拥有自己的《科学》封面了。直至今天，一些《科学》杂志的职员仍然很不安，因为兰德和科林斯等人仍然只在《自然》上发表他们的基因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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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我的对手们继续努力一点点地破坏塞雷拉的成就。他们下一个攻击是发表在《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一篇文章，它声称我们的序列并不优于政府/威尔康信托基金序列，他们说它很强地依赖于他们的序列。根据萨尔斯顿所说，全基因组霰弹枪法没有声称的那样奏效，尽管桑格中心的理查德·德宾已经承认了塞雷拉的序列在某些方面“比我们的好些”。兰德认为它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和“基因组的凉拌色拉”而一笔带过。他们利用一些他们原本甚至都不相信的数学论据来严重地损害我们的工作信誉。我们的吉恩·梅尔斯，是由此受伤最深的人，他既痛苦伤心又愤怒。尽管我们考虑过采取法律行动，但是我决定用科学杂志上的数据和科学事实来反击更好些，永远铭记我的良师益友内森·卡普兰的话，“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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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件能使我快乐的事情上寻求安慰：我启动我的船，动身前往圣巴特斯碧蓝的大海航行，它位于法国的时尚区加勒比海。无论何时我努力理解我的生命和科学，无论何时我寻求新的挑战，我都面向广阔的大海，它是我的一个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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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件能使我快乐的事情上寻求安慰：我启动我的船，动身前往圣巴特斯碧蓝的大海航行，它位于法国的时尚区加勒比海。无论何时我努力理解我的生命和科学，无论何时我寻求新的挑战，我都面向广阔的大海，它是我的一个避难所。航行到看不见大陆了，接受不到手机和电视信号了，我找到了平静，并且有时间去思考、重新振作和恢复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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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生命在无尽的波涛之下产生，在海洋的珍珠洞里孕育成长；先为幽芥之形，虽球面镜下不可观，泥上移动或水中穿梭；他们，世代繁盛，获得了新的能力，呈现了大的肢体…… ——伊拉兹马斯·达尔文，《自然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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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发表了第二篇辩驳的文章，但是我一直都很清楚，数据是赢得科学争论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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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继续深入研究。我们是否可以利用我们当前的知识去设计和用化学方法创建一种新物种的染色体，从而产生第一个自我复制的人工生命体，该人工生命体可以用来充当新的替代能源的来源？这个提议肯定会导致基础生物学家的反感，但是这只是对上千年来无数人利用生物学过程制造有用产品的早期研究的自然扩展。生物技术可以上溯到几千年前，当时的酿酒发酵制作了第一种生物燃料：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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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证据表明这些微生物可以在石化工业方面实现革命性突破。杜邦是许多传统的石化公司之一，它依赖便宜的石油供给，把石油转化为各种聚合物，这些聚合物在衣物、地毯、绳子和防弹背心中广泛使用。现在他们正在开展最新的商业试验，该试验从使用石油转换到使用饲养在糖培养基上的工程细菌作为一个可更新的碳原料，他们采用的方法和植物从空气中固定二氧化碳的方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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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人工合成基因组是一个自然有机体的精简型版本，只是开始。我现在想再往前走。我的合成基因组公司正试图开发盒子——基因模块——把有机体转化成一个可以从太阳光和水制造干净氢燃料或吸收更多二氧化碳的生物工厂。从这里，我想把我们带离海滨进入到未经探索的水域，一个进化新阶段，直到一天，一个DNA基因物种可以坐在电脑前设计另一个物种。我梦想，有一天我们通过产生真正的人造生命来展现我们理解生命的软件。以这种方式，我想发现一个被解码的生命是否真的是一个被理解的生命。